Mares eat oats
【双花】
我五岁的时候，掉进了洛杉矶圣马力诺一个没有盖好的井里。这则不幸的消息使我善良的母亲在惊恐中度过了三天，回家之后，她为我泡了一壶卡罗拉玫瑰茶。送我回来的男人尝了一口，然后他走了，走之前把他腰上那把半新的M1911留给了我。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对穿喀什米尔羊绒西装用科隆4711的人很有好感的原因。
说完，我看了孙哲平一眼，他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又打了一下他掐在我腿上的手，我觉得他顶得我有点儿疼了。科隆4711，他问，你确定那是科隆4711？我伸手探了探枕头下的枪，顺势把他的脖子勾下来亲他的嘴唇。孙哲平从后面托住我的背，手指捻着我的发梢，又痒又舒服，他知道我受不了这个。
等高潮结束，我们休息了二十分钟才出门。车开过中央公园，停在靠近东72街路口的红绿灯处，翠绿色的树，深棕色的街道，前面亮黄色出租车的车窗在夕阳下看上去漆黑一片。孙哲平拉开车门走下去，外面响起一阵令人心情舒畅的枪声，但他从不当着我的面用枪，这让我有些无聊。我跟着广播里Everly Brothers的歌哼了几句，看到街对面那块巨大的广告牌依次亮起红色和绿色的彩灯。
孙哲平问我想不想吃点东西。
他开车从皇后区绕了一圈，从另一边重新进入曼哈顿。靠近上东区的赌场是孙哲平的地盘，常常有套着件黑貂或者水貂大衣的小姐或者太太，半靠在牌桌前，在孙哲平穿过雕花镀金旋转门的时候转头去补口红，顺便扯开胸口的扣子。这些姑娘和我关系不错，我们可以一起聊刘别谦的电影，或者科类湖埃斯特别墅的长方形信纸。孙哲平有时会在她们面前吻我，听她们发出雏雀儿般柔软的笑声，没有人不快乐。
孙哲平还有一些唱片——就是那种能摔碎的78转唱片，和一台特别宝贵的维克多唱机。里头有一首歌叫《Mares eat oats》，歌词非常简单：母马吃燕麦，雌鹿吃燕麦，小羊羔吃常春藤，小孩子也会吃常春藤，你不会吗？如果我说明天要回学校，他就会把这首歌放给我听，然后堵在我耳边刻意压低声音说，你也是小孩子。
有一天，时代广场的时代大厦着火了，几个消防员被烟熏死，街上当时有六千人。我百无聊赖地看着火势，从贩卖机里买了罐可乐。天上的月亮格外大，格外亮，叫人想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表现主义。街边有个男人在抽烟，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起往回走，两个人同撑一把伞，也不知什么时候下起的雪。我在雪里等了五个小时，孙哲平一直没有回来。天亮了，我把玫瑰花扔进了垃圾桶，这天是平安夜。
我找了孙哲平整整一年。上东区的赌场换了人，他们问我和孙哲平是什么关系，我答不上来，他们便收走了那把M1911。我从拉斯维加斯一直寻到芝加哥，再乘火车回布鲁克林。城市翻新之前，孙哲平总会在布鲁克林的火车站接我，再开车去42号街上的游戏厅，他在那儿教我打来复枪。
我找了孙哲平整整一年。一年后，我毕业了，我的枪比任何人打得都好，我当了警察。警长韩文清在我去警署报道的第一天就找我谈话，谈话中提到孙哲平，他想知道如果孙哲平来找我我会怎么做。我告诉他，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不断辗转，直到张新杰一个电话把我叫到比利佛山庄门口。我在那儿不吃不喝盯了三天梢，不知道哪里走漏的风声，两个走私犯分头潜逃，被我追着一个，剩下一个沿着罗德奥路一路狂奔。路不算宽敞，人和车都很少，正午的太阳把沥青柏油晒得直冒白烟。我跑了会儿觉得头疼得厉害，只好停下来朝天放空枪，把边上几个卖水果的商贩吓得不轻，撞翻了半车苹果，其中一个半生不熟的滚过我脚下，掉进没有盖好的井里。
我静静地看着那个苹果滚过去。
五岁那年，我的不幸使我善良的母亲在惊恐中度过了三天。或许在这漫长的三天中，她有一瞬间意识到，现在所发生的正是一个不幸的人一生中所有不幸的缩影，由不幸所给予他的一切，都将在他的不幸中失去，他的渴求和一切过往的欢愉，不过是太阳底下冒着白烟的幻影。母马吃燕麦，雌鹿吃燕麦，小羊羔吃常春藤，那个滚落井底的苹果会看着太阳死去，还是看着月亮死去？
我举起枪，朝那个走私犯扣下扳机。枪响了，响的却不是我的枪。有人从身后捂住我的眼睛，他的身体离我很近，喀什米尔羊绒西装散发着浅淡的玫瑰香气，我确定那是科隆4711，我听见他吹了吹枪口的烟，远处传来一声惨叫。他的手缠着绷带，轻柔地停留在我的脸上。
别担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放下武器，我说，把手举起来，我说，孙哲平，你被捕了。
孙哲平低头吻干我的眼泪，我告诉他我不是小孩子，于是他又吻了我的嘴唇。这一年我二十岁，在这短暂的二十年中，我终于学会如何面对一个不幸的人一生中所有的不幸。我从商贩手中买了另一个苹果，将它丢入井底。滚落的苹果发出沉闷的声响，我问孙哲平，它们会看着太阳死去，还是看着月亮死去，而孙哲平牵起了我的手。在死之前，他说，应该多看看星星。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挂断韩文清的电话。然后，我会问他想不想吃点东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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