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F专访-吕乐
吕乐，中国著名摄影师、导演、编剧，有扎实的欧洲电影尤其是法国电影的知识体系，是极具创作能力和丰富经验的摄影师。
1982年，吕乐担任作品《红象》的摄影之一，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1987年，他担任纪录片《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的导演和摄影，该片获巴黎人类学电影节大奖。2007年，吕乐执导了纪录与剧情相结合的影片《小说》，该片获得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提名。2012年，他担任战争片《一九四二》的摄影师，凭借该片获得第50届台海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提名。
2018年10月，吕乐先生作为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D20 提名”评优单元评审委员会成员，接受了组委会的采访。
Q
您的作品《小说》结合了纪录和剧情两种方式，能谈谈您的创作过程吗？
A
当时是99年初的时候，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了这个想法。当时99年的背景是，中国要签WTO，感觉是会有一个变化，也是经济大潮来临吧。然后我就想提出一个问题：这个时代还有诗意吗？决定拍了之后我们就把认识的作家都找过来，找了一家宾馆叫“桃源宾馆”，等大家陆陆续续到了就一起转转，整个过程其实挺放松的，然后给每个人发张小纸条，上面准备了三个问题：这个时代还有诗意吗？现在期刊杂志对作家有什么影响？两个情人在宾馆相遇会发生什么？整个过程拍了大概十几天。《小说》其实就是小小的说一下，大家随便说一下意思，没有我们字面上真的理解成小说，这个novel的意思。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想法，有的人喜欢，也有的人不喜欢，就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在那个年代我自己还是比较注重这些东西，就是电影的本体，一方面是内容上的、戏剧上的和演员的沟通，另一方面就是结构和方法，像《赵先生》就是即兴表演，所有东西都没有剧本，这也是一种方法。当时就是在探讨电影是如何拍出来的，有什么结构、格局或者方法上的变化，就拍成了《小说》这样一个作品。
Q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深刻地观察社会现象的人，那么在纪录片中，您是怎样把控节奏与冲突的呢？
A
我自己觉得纪录片，立意其实是最重要的。当你有个好的立意，在题材的选择上没有重复而且很接近当下现实的时候，其实就和中了彩一样。这种彩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发生在拍摄的过程中，而是说可能会碰到一些很悲伤、很突发的事情，这是随着拍摄来出现的，是一个自己孤独等待和经历的过程，这也是我觉得纪录片比故事片要难拍的地方。第二个方面要看你是不是足够幸运，有时候这些冲突，不管是争吵还是突然的灾祸，其实可以给纪录片一个升华的机会。当然后期的剪接也很重要，我们常说拍摄的素材就像字一样，通过剪接慢慢才变成了一句话，一个自然段。这些悲伤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不愿意去经历，但是在影像中往往能把故事升华到一定的高度，对这本片子来说就像中了一张彩票。
Q
如果我是一个影像创作者，我要怎么跟我的拍摄对象建立一种信任感？或者说如何去训练他们？
A
我倒觉得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之前在拍摄的时候，先到现场的人会在一起交流第二天要拍的内容，包括如何用光、如何运用摄影机、怎样插入镜头和特写、台词怎么调整。影片创作其实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我觉得女孩子拍纪录片特别有优势，因为她攻击性不强，不像男性拍纪录片，他在拿着摄影机的时候有双倍的攻击性。女孩子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更容易与被摄对象交流，产生共情，和拍摄对象从最最小的地方聊起来。有一个就能打开另外一个，进入家庭，进入村庄，进入工厂或者商店，整个过程是缓慢的。给朋友拍纪录片反而会比较费劲，会容易进入盲区，因为你们之前已经建立了情感了，这点我觉得是需要注意的。
Q
可以谈一下纪录片的拍摄问题吗？
A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的是，纪录片的镜头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界限，因为纪录片在拍摄中特别容易过界。如果你要拍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你之前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正在慢慢死去，这时候我觉得是不应该拍他的。就和拍一个死刑犯一样，没征求过他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也有这样的片子，为了拍一些海盗，和海盗的关系弄得特别好，结果说你的摄影机架子太高，普通渔船路过冲不过去，其实这时候这个制作者是越了界了。国内有一些纪录片制作者提着刀子和一帮人去打架，其实像这种片子我是不太能接受的。这个界限有的人深有的人浅，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意识。
Q
能不能谈一下来参加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感受？
A
我觉得挺好的。看片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上课和学习，因为有很多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内容的影片。我拍摄的主要还是剧情片，拍摄纪录片的经验不多，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昨天准备通稿的时候整理了吕乐导演的一部分访谈音频，应该说是一份比较宝贵的资料吧，放上来和有志于从事纪录片行业或者对拍摄纪录片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学习。在大会期间有幸见到了吕乐先生，感觉他是一位非常风趣谦和的人，他的作品也同他本人一样真诚朴实，令人钦佩。在此谨祝吕乐先生身体健康，生活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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